茶叶等级的划分可以提升茶叶的经济价值,促 [复制链接]

茶叶等级的划分可以提升茶叶的经济价值，促进茶叶加工工艺的改进

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药用阶段、食用阶段和饮用阶段，茶作为饮用价值在唐朝时己普遍被人接受和认可。从客观角度分析，任何进入市场的经济物体都会被市场依据其本质的优良进行等级划分，茶作为普通消费物品之一，也是如此。可以说，茶的等级划分从进入市场并正式流通开始，便己然存在。《茶经·三之造》中不仅提到了茶叶采摘的时间和采摘的标准，还对茶叶制作过程中天气的变化、制作的要求和参考标准都给予了一定的说明，可见唐代制茶工艺机系统而完善。贡茶制度的建立，榷茶制度的形成，极大的促进了各地名优贡茶的形成；官爵士人茶会的普及、民间茶俗的兴起，为茶品等级的分类提供了需求。可以说，茶叶等级的划分不仅可以促进茶叶经济价值的提升，同时促进茶叶加工工艺的改进。

我国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一向森严，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的茶具数量和茶具材质、品饮的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等都有严格的要求。陆羽提出“具为茶之父”，饮茶器具的普及一方面见证中国陶瓷工艺的兴盛，另一方面也见证了饮茶风俗的兴盛。唐时官窑不仅有河北邢台的邢窑、陕西的耀州窑等，更有地方的窑场，如浙江的越窑、河北的定窑、河南巩县的彩陶、河北长沙的瓷窑、山西浑源县的瓷窑、安徽寿州黄釉瓷窑、四川邙崃市的瓷窑、江西洪州(今江西丰城市)的瓷窑等陆羽《茶经·四之器》中共列风炉、灰承等烹茶器具24款。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出土的唐时窑藏“金银茶器鸳鸯莲瓣纹金碗”等文物，江苏镇江丁卯桥处发现的九百五十余件唐代银器窑藏，充分的展现了唐代饮茶器具的完善和兴盛。

一带一路茶业经济的普及和各地饮茶习茶的形成，直接反映了唐时茶业的发展现状。西南是茶叶的发源地，茶叶经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交通要道将其传播至中原、江南，继而沿着悠悠驼铃将其传播至边疆少数民族，后又传至西亚；经大运河、沿海航线将其传播至我国东南，传至东亚、东南亚等地。唐·陆羽《茶经》卷下收《宋录》记载南朝宋“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文中之意为，宋世祖期间，新安王子莺曾在八公山处一道士所设处，品“甘露”之茶。由此可见，唐初，皖西南，也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己有茶饮的记载。

唐陆羽《茶经·六之饮》载“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朝代不同，茶叶形态分类也各不相同。陆羽《茶经》记，唐时茶叶形态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四类；《宋史·食货志》言，茶有“散茶、饼茶”两种形态；按其形态分为“碎茶、叶茶和紧压茶”等。唐时四类茶叶形态的划分，应是参考茶叶等级、茶叶成品形态和茶叶使用方法综合进行划分。

唐代饮茶，生煮羹饮或晒该收藏，而后以散茶出售、或制作成便于流通和计量的饼状。据唐代陆羽《茶经》和唐代李肇《唐国史补》所载，唐代茶品种类较多，其中多以蒸青茶饼的形式出现，配以少量呈“束”、呈“把”的、质差的散茶。蒸青茶饼多呈膏状，在品饮过程中，现用石碾将其碾成末，然后煮沸啜饮。

唐代发展茶业和饮茶之经验不但在国内盛行，还传播到了日本。日本正仓院是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奈良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学习中国文明最积极，也最全面的一个时代，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日本皇室曾向中国委派遣唐使十余次，人员数以千计。正仓院所陈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唐代。日本正仓院的文书(写经司解)中载“茶廿束直十四文”、“茶七把价钱五文”，直译为“茶二十束价值十四文”、“茶七把价钱需要五文”。“文”为古代价钱计量最小单位。一“束”茶，或一“把”茶的价格不足“一文”。

由此可说明两点：一是唐时茶叶由散茶的形态，方便用“束”和“把”作计量单位；二是散茶价格低廉，每一单位的价钱不足一文。从价值上看，与湖南安化一代马王堆古墓中出土的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相差甚远。陆羽将唐代茶品分为四类，粗茶、散茶、末茶、饼茶。从其市场价值和销售计量单位来开，这里所记茶品，应属民间流通的散装粗茶。其等级上应归属为粗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