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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厘清李商隐与佛教的因缘，可能必须先了解他与道教的关系。
李商隐所留存的诗歌作品中，有大量的道教神仙传说、典故，有众多别有所指却又隐晦难明的无题诗，以及与女冠的交往和纠葛，引发了后人的多种臆测。
这成了千古以来众说纷纭的“悬案”，让李商隐与道教有着牵连不清的关系，也造成了后人认为李商隐是“道教诗人”的既定印象。
事实上，并非如此。
艺术化的道教?
李商隐的故乡——怀州河内，地近道教圣地王屋山，是唐代道教兴盛的地方。他说自己“学仙玉阳东”，称自己是“玉溪生”，有过学道求仙的经历。
而且，李商隐的求道，并不是追求时尚，或把它当作达成某些特定目标的渠道，而是倾注了生命的热情在其中，所以才会有“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釆华芝”的坚持。
然而，为何李商隐最后没有选择以道教为归宿？这必须从两方面来说明。
道教发展到晚唐，从“外丹服食”向“内丹养炼”的趋势，已经是十分明确的方向。换句话说，李商隐所处时期的道教，不重神仙方术，更重修心养性，这也左右了他对道教的态度与看法。此其一。
另外，李商隐诗歌中的神仙思想与情境，并不代表宗教信仰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所采用的仙事、仙语、仙典，所描绘的仙界、仙景，只是一种隐喻、暗示、寄托或象征。
如果说李商隐对待道教，主要为了运用它所提供的材料抒写诗情，按自己的美学理想来创造某种艺术境界，那么，佛教思想义理，则与李商隐的人生际遇，有着更多的契合点。
与佛教的因缘?
李商隐与佛教的关系，早在童蒙时期已有发展。他在《上河东公启》中说自己：
“伏以《妙法莲花经》者……始自童幼，常所护持。”
由此可知，李商隐幼年时即已接触佛典，持诵《法华经》；而且因持诵有年，恒之不辍，故有不少的感应经验；甚至还“十一年长斋”，足见他的信仰之诚。
另外，李商隐曾在《樊南乙集自序》中说：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行者。”
此序写于大中七年，李商隐当时约42岁。面对妻子的去世，他萌生了“放下一切，专为行者”的念头，以求超越人间苦海。
此时，他还在长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刻《妙法莲花经》七卷，写下了对南宗禅多有精解的作品。
另外，《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也记录了李商隐与佛教的关系：
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别。
李商隐晚年师事悟达国师，全心向佛，临终遗愿是出家为僧。他大概认为：唯有这条路，才能消解来自于内心最深处无法排遣的无端之哀、无解之题，使他从矛盾的人生中超越、从失望的深渊中解脱。
空灵的禅味?
了解了李商隐对佛、道的态度，便较能掌握其作品所蕴含的意趣：
岩花涧草西林路，未见高僧且见猿。
……
月从平楚转，泉自上方来。
……
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
……
这些诗歌，没有彷徨与矛盾，有的只是空灵的禅味，隽永的意趣。
李商隐并没有刻意堆砌佛教典故、词汇，而是借自然景致，无心地展现出清雅、幽静的心灵境界，与他锦瑟无题之类，飘忽、瑰丽、迷离的作品相较，风格是大异其趣的。
李商隐另有一首充满禅意的《北青萝》，流传千古：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借“访僧”的行动，写出自己对舍去世间烦恼、达于无心之境的向往和追寻。而这种追寻，又是十分孤寂的。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
……
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李商隐觉得自己与佛教有着累世的因缘，怀着坚定的信念与广大的悲愿，为在佛法中证得无上解脱，舍身也在所不辞。“三生同听一楼钟”这七个字，不仅成了千古名句，也是他心意的最佳体现。
结语?
李商隐31岁开始茹素，从此长斋，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在38岁时所写的《骄儿诗》中，提到“又复纱灯旁，稽首礼夜佛”，可见他的家中必有佛像、佛灯的摆设，这又能为他的佛教信仰作有力的证明。
李商隐的一生，以佛教始，亦以佛教终，他与佛教的因缘，随其年龄增长与际遇增加，或隐或显地贯穿于其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晚年的李商隐，就是靠着内心的坚持，走完了他多病艰难的一生。他活了46岁。有人说他晚年笃信佛教。但是我总以为，这样聪明的李商隐，佛教不过是他的一面镜子罢。他可是儒释道三教贯通的学者！
“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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